高利貸，這個社會經濟中的毒瘤在隱蔽中生長、擴散，大量的個人、企業受到危害。南京全市法院今年1—10月受理民間借貸案5694件，比去年同期增長約37%。鼓樓區法院民庭黃德清庭長說，從他們辦案情況來看，半數以上的借貸案都屬于高利貸性質，卻難以獲得證據，令法官為難。南京民間開了200多家借貸公司，記者暗訪部分借貸公司，發現借款利率超過銀行同期利率三四十倍。
高利貸在害人
“高利貸是高壓線，誰碰就電死！”34歲的南京市民海燕痛心地說，是高利貸毀了她幸福的家，如今她帶著10歲的女兒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
3年前，弟弟開飾品店，向她借兩萬元。她去借貸公司借，卻被要求寫下“借款3萬元”的借條，期限為20天。到期後，她還不上，只好向借貸公司再打一張“借款4萬”的借條。她不敢告訴丈夫，不斷借、不斷還，一年後這筆債滾成了30多萬元。
突然，她又接到弟弟電話，講他賭博借了高利貸，被扣押一天一夜，要她帶6萬元去救他。她去珠江路一家借貸公司借了6萬元，按借貸公司要求寫成“借款7萬元”。被救回的弟弟說，他只是借了3萬元，但按“牌桌上的借錢規矩”，被逼寫了“6萬元”的借條。
弟弟沒還錢，她只得拆東墻補西墻，借高利貸還高利貸。到今年1月，她一共還了80多萬元，還欠90多萬元！春節前，借貸公司追著要債，派兩個男青年跟著她，她有兩個晚上沒敢回家。
春節後，她終于向丈夫講了借高利貸的事。丈夫無比震驚。她說“唯一能保住你與公公、婆婆安寧的辦法，就是我倆離婚。”他們協議離婚，她自願帶走女兒，放棄家中一切財產，自己承擔債務。
2月17日，她停了手機，帶著女兒去雲南中緬邊界，在一所小學代課，女兒在這裏插班上課。
過了20天，因為放心不下已離婚的丈夫，她給他打了一次電話。他叫她趕快回來，並寄來2000元路費。
回來，才知大事不好！自她離寧的第二天，五六家借貸公司相繼到前夫家、自己父母家要債，前夫汽車被扣，不得不借錢還了部分債款，公公氣得腦梗發作，住進醫院，她的父母家兩次被人噴上“騙錢”、“還錢”字樣，父母賣掉了房子，氣得不再見她。她連輸了3次欠債官司，跟前夫也沒能和好起來，只好帶著女兒在外租房居住，靠給飯店送酒維持生活。
這只是記者暗訪月余所了解到的10余事例中的一個。
一些民營企業，因為資金短缺也借了高利貸，現在面臨債務沉重或瀕臨破產的困境。一個安徽人到溧水投資辦廠，借了高利貸，被逼債無法償還，前不久連夜拆機器逃走。
暗訪借貸公司：月息高達15%—20%
10月13日，記者隨一位私企老板來到南京中央路的利奧大廈。一樓大廳，指示牌上貼著廣告：“XXXX室，急用錢，低點”。
“廠裏進原料急需10萬元，能借嗎？”找到樓上，私企老板問。
貸款公司裏有一男一女，男的自稱是經理，姓于。“有身份證嗎？”
私企老板拿出身份證和企業營業執照。于經理轉手把身份證遞給女子，說上網查一下，並給她拉上一道布簾。記者走到一側，看到布簾後的女子把身份證放在一個驗鈔機似的儀器上，電腦屏幕上很快出現一頁信息。于經理跑過來拉扯記者：“這是我們的事，不必看，你是什麼人？”私企老板趕緊說：“他是和我一道辦廠的，今天一起來貸款。”
于經理到布簾後去了一會，出來問：“你以前在秦淮區住過？”私企老板承認是從那裏遷出的。
“借款可以，借10萬，你能拿到8萬現金，月息20%，到一個月時，如不還本金，可先付2萬塊小錢（利息）。住房產權是你的嗎？要帶房產證、土地證和戶口簿來……”
記者又隨私企老板去了江蘇議事園大廈的兩家借貸公司，都是先要“上網查看身份證”，借款利率也很高。
南京不少借貸公司打出廣告：“急用款，來就借”、“20萬內現款，隨時可拿”。記者打電話詢問：做生意要貸款，利息是多少？回答“月利率在6%—15%之間”。
溧水縣城開辦了10多家“調劑行”。11月3日，記者來到淮源路上“XX調劑行”，問值班的中年女子：“要借10萬元怎麼算利息？”她說月息15%，要有房產抵押。屋裏放著工商部門發的營業執照，規定的經營項目是日用品、電器銷售，卻沒有經營借貸的內容。記者隨後又暗訪了另兩家“調劑行”，情況類似。
最高人民法院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但這些民間借款利率，竟超過銀行同期利率30至50倍。
法官無奈——不容回避的嚴峻課題
“高利貸，閻王債，進得去，出不來。”一旦欠債人還不起，債主就要雇社會閒散人員逼債，由此引發了很多非法拘禁、暴力傷害案件。僅溧水縣法院統計，去年到今年10月，共受理非法拘禁案18件，其中15件是由高利貸引起的；今年，由高利貸還引發了故意傷害案、殺人案各一件。除了引起較嚴重的刑事犯罪才能受到制裁，大量的高利貸事件讓警察和法官感到無奈。
調查發現，放高利貸的人的確是在刻意規避法律。除前面提到的在借款時就扣下當月利息的方法外，還有以下手段：
借條不寫利率，把利息加進借款數額內。9月3日南京白下法院審理一起借貸案：市民張某訴淩某夫婦去年8月借260萬元，僅還100萬元，要求被告歸還余下的160萬元。淩女士講當時為到寧夏投資開礦，向張借款200萬元，借期3個月，張提出月利率20%，並要求把3個月利息60萬元加進借款數額，不寫出利率，于是寫成“借款260萬元”。因開礦出問題，投資無法收回，難以如數還款。法官認為，“被告無法提供證據，不能僅憑推理定案”，還是判被告全數償還。
以違約金、投資回報率代替利率。比如，市民向借貸公司借款時寫的借條：“借款6萬元，期限20天，違約一天違約金6000元”、“借款16萬元，期限20天，一天違約金1.6萬元”。國安貸款擔保公司總經理張志明向李某借款，多次簽的是“合作協議”，上面寫明的是“投資額”、每年固定利潤率及期限。
口頭約定利率，不留痕跡。記者看到過多份借條，上面僅寫借款數額和日期。大數額的借貸，放貸人會約對方到浴室“裸談”，目的就是防止對方悄悄留下錄音證據。
群眾遭高利貸逼債，被追債人跟蹤，或幹脆“住”進家中，常常會先打110報案。警察來了解後，只將之看作民間經濟糾紛，勸他們向法院起訴解決。警察一走追債人員便又繼續進行威逼惡索。很多因此引發的案件，最後都是以非法拘禁、暴力傷害定罪的，而“高利貸問題”並沒有受到追究。
于是，出現了大量的高利貸發放者起訴欠款者的案件。除了借條上明確存在的高于銀行同期利率4倍部分的利息外，多數高利貸因為規避了法律，眾多高利貸受害者的利益難以在訴訟中得到維護。
高利貸，是一種趁人之危的搶劫，是危害社會肌體的毒瘤。迫切需要呼喚社會的正義和良心，對它予以充分認識和高度警惕。除了應進一步明確制定懲治高利貸的法規外，司法部門也要重視它的危害，並在司法實踐中加強懲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