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錢沒花掉。人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還活著，錢花沒了。”這是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錢》中小沈陽和趙本山的台詞。
“錢不是問題，就缺朋友。”這是2009年的賀歲片《非誠勿扰》中秦奮的感嘆。
無論賺錢還是交朋友，都是關乎個人社會地位和自我存在感的身份确認。經過改革開放30年，我們或多或少逐漸有了錢；但利取代了信，令“朋友”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卻越來越差。
這是物化社會格局下將朋友“工具化”導致的人際危机，錢与朋友不能兩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變成了“酒逢千杯知己少”。
人人有“朋友”，人人不敢相信“朋友”。要獲得真正友誼變成了一場生存競賽，你必須克服扮熟人社會的孤獨感、虛高的友情CPI、不穩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懼、殘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間和昂貴的時間成本。
物化社會格局下的人際危机解決之道，還需要把朋友之信歸還給朋友，再加上好運气。
物化社會的人際規則：錢不是問題，就缺朋友
物化社會把所有事物都商業化，所有關系都變成交換，但最可怕的并不是這种規則，而是在規則之中的不規則和潛規則。
“錢不是問題，就缺朋友。”賀歲片《非誠勿扰》給2008年年尾留下這么一句流行語作為總結。在轟轟烈烈的2008年里，中國人經歷了從大悲到大喜的心境轉換，領會到從生活到情感的變幻莫測，什么是人生的核心价值，或許這句話也可以給出一個參考答案。
那到底錢是問題，還是朋友是問題，還是錢和朋友的無法共存才是問題？
錢和朋友都是游戲
錢不是秦奮的問題，因為在《非誠勿扰》里，開場5分鐘之內他就用一個极其傻X的玩意騙了一個更為傻X的人100万英鎊。所以，剩下來的時間他就在努力尋找自己人生的意義。但我們不知道的是，在沒有100万之前，秦奮有朋友嗎？在那儿之前，他的人生就很有意義？
人類最猶豫的時刻就是推著購物車在超市收銀台前判斷哪條人龍更短一些，人類最郁悶的時刻就是總覺得自己排的這條隊慢過旁邊那條。錢和朋友的悖論，就像是這种排隊游戲，有了錢，你自然就會想哪個選擇更好，沒錢的時候，你永遠不會想到選擇。難道你就沒有想過第三种選擇——其實你的購物車里也沒多少東西，不如在排隊之前就放在一邊，從無購物通道里出去？
錢是智力游戲，朋友是趣味游戲，每個游戲都有每個游戲的規則。即使是朋友這個游戲，每個地方也有每個地方的規則。朋友游戲在北京，意味著“比比誰的人脈廣”；在上海意味著“看看誰的格調高”；在廣州意味著“試試誰的生意大”；東北人交朋友憑喝酒，重慶人交朋友看耿直……任何人到了另外一個文化語境中，自然都會遭遇朋友觀的文化衝突，能不能交到朋友、交到多少朋友成為能否融入文化語境的標志。
其實，無論賺錢還是交朋友，都是身份确認。錢，意味著你有能力、有手腕、頭腦聰明、刻苦能干——當然，你永遠都在心里和你的朋友對比，比你的朋友錢多，你才真正感到這种身份确認的愉悅。朋友，意味著你的人品好、胸怀廣、樂于助人——當然，很多時候你是用錢才解決這些問題的。錢和朋友，這都是人類的社會地位确認的重要符號，也是每個人在茫茫人海中确認自我存在感的基本要素。在浩瀚無邊的陌生人群中生活，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有錢的時候，他對未來就有了安全感，當他身邊聚集了朋友，他對當下就有了愉悅感。這個不可控的世界仿佛就變得可控起來，一种強烈的存在感油然而生。
要打翻版這個游戲很簡單，“男性朋友不可借錢，女性朋友不可上床”。要在這個游戲中作弊其實也簡單，向女性朋友借錢，和男性朋友上床。現在這個時代，也不是不可能。
物化社會的交友悖論：城市越大，朋友越少
焦慮的A型城市、孤獨的扮熟人社會、虛高的友情CPI——在都市交友的不友好界面中，你要跨越多少障礙，才能結交一個知己而不是湊飯局的損友？
請注意，你或許正在經歷一次都市成功學的慢性中毒——你走路和吃飯的節奏越變越快；你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按電梯按鈕；你總搶別人未說完的話說；你總試圖同時做兩件以上的事情；你著迷于數字，成功以獲益多少來衡量；你假期不知道干什么；你把新東方或瘋狂英語當勵志班；你把同事叫對手不叫朋友……到最后，你開始盲目相信效率就是金錢，患上時間強迫症的你，將掏出手机看時間變成每15分鐘必然重复一次的習慣動作。
心理學家將一副急功近利的孬樣的你，稱為“A型人格”；社會學家則把你生存的這個“生活匆匆忙忙、事事要競爭、時時要抓緊机會、隨時會落伍失敗”的城市，稱為“A型城市”。美國加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勒范恩認為步調最快的A型城市，可吸引并制造出更多A型性格的人——A型人類和A型城市是物欲城市里最大的惡性循環，而中國的一線城市，已不知不覺被新移民貼上A型城市的標簽。
城市越大，朋友越少。急功近利的你，深喑熟人社會的潛規則，卻不過活在友誼虛假繁榮的“扮熟人社會”中；爭強好胜的你，背著最大的壓力，擁有最少的知己，漸漸成為憂郁症的最佳候選人。
正如所有身處市中心生存大挑戰中的人一般，你要獲得真正友誼，必須挑戰A型城市所設置的7個“不友好界面”：扮熟人社會的孤獨感、虛高的友情CPI、不穩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懼、殘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間、昂貴的時間成本——渴望友誼的你，一向漂移于都市生活的悖論之中：你既詛咒這些人口動不動超過1000万的龐然大物不夠人性化，卻又仍義無反顧地离開家鄉老友，只為進入一個沒有歸屬感的無根之城。
新移民的恐懼
2002年，《女友》上刊登的一首《最后歸屬只在進入你》的詩歌，成為了城市新移民的寫照：“在無比空蕩的房間/你可知道/我所有的煙灰和酒瓶/沿路拋卻痛苦/最后歸屬只在進入你/我的城市”。
為了進入門檻甚高的大都市，你拋棄之物可是比你想象的要缺乏詩意。作家十年砍柴說得好：“中國是個熟人社會，一般人出了門，滿眼陌生人，就敢瘋起來，回到自己村子，就立馬乖起來。”“滿眼陌生人”是新移民在踏足新城市后的第一景象，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持續經年的困惑：“我到底是哪里人？”
有調查顯示，大多數外來務工者的子女普遍對所在城市具有陌生感，缺乏認同感，“同城待遇”是他們眼中最金貴的關鍵詞。在一篇《北京是誰的北京？》的文章中，批評過“門檻一直是很高”的北京，本地人有歧視外地人之嫌。曾有報道指，申請北京戶口的私企老板，企業需三年納稅達到300万元。于是，有較真的學者即刻運算出北京戶口的人民幣价值：831万元——納稅300万元，支付北京人工資420万元，交納社會保險費等111万元。
這是屬于這個都市交友的資源分配悖論——你獲得同城待遇的目的是希望不再被歧視，但被歧視的人，從來就不太容易獲得一個同城待遇。